文本、不旨与格物之争——明代《大学》诠释的几个问题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唐宋以后,伴随新儒学复兴运动的展开和理学的兴起,《大学》和《论语》、《中庸》、《孟子》一起被抬升至儒家经典的地位,形成所谓“四书”.宋明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如理气、动静、心性、知行等,几乎都来自“四书”;“四书”所提供的心性论价值和作圣的工夫路径,满足了理学家资借传统以抗衡佛道二教的需要;它所体现的孔、曾、“思、孟之间的思想关联也符合理学家建构儒家道统系谱的基本预设.随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被列入后世科举考试标准参考书,其理学思想被尊为官方意识形态,对“四书”的研究和诠释,形成儒家经典诠释的一个高潮.明代四书学著作远较宋元两代为多,而其中最多的则是有关《大学》的诠释之作.[1]《大学》之所以能成为四书诠释的重点,首先在于,《大学》在朱子的四书排序和读书法中排在第一位[2],明代士子应举的第一道门槛也是《大学章句》.其次,“四书”之中,《论语》、《孟子》和《中庸》从文本结构到基本内容都没有太多争议,唯独关于《大学》,既有“作者为何”的不同说法,又有文本结构的争议,更有立言宗旨和三纲八目具体解释上的争论.这些争议凸显了明代阳明学和朱子学及儒门其他学派之间的思想歧异.本文试就明代《大学》诠释中的文本、宗旨及格物说等问题略做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B222(先秦哲学（~前220年))
2014-01-09（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共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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