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百年祭
《狂人日记》阐释中始终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对“狂人”及其结局的理解,这个问题的形式化表现即是正文的“白话”与小序的“文言”之间触目的并置与对立.这一形式化的呈现,实体化了时代的根本困境,也使得作品的意义表达变得暧昧:作品所提供的“新”与“旧”的情境框架,是“狂人”败北的象征,抑或有意味的措置？细读本文,以“狂人”名号系日记作者愈后自题,“候补”说法系来自“不可靠信源”的“被污染信息”以及日记结尾“救救孩子……”句尾的省略号等长期被忽略的细节为突破口,重新定义了《狂人日记》的经典性.认为《狂人日记》的创作来源于鲁迅长期以来的关怀,有赴日留学时期明治知识环境的熏陶,更多是“从太炎游”的思想和人格典范作用所致,总体上属于晚清一民初自国(尤其是语言、文化)知识环境的产物,代表了这一时期“狂人”话语的主流形态.其开创性意义,在于树立了现代自我的典型,是康德意义上的启蒙的示范之书.
《狂人日记》、“狂人”、不可靠信源、标点符号、章太炎、“狂人话语”
G271;I210;G804.8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4AZD098
2019-06-05（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共11页
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