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评价选拔制度的螺旋式演进和高考公平效益问题的历史观照
本文在考察中国古代评价选拔从综合评价转型为统考评价 (分数评价), 高考招生则探索从统考评价 (分数评价) 向综合评价回归的螺旋式演进历程的基础上, 探究驱动和制约评价制度演进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技术因素, 并聚焦公平和效益范畴进行分析.文章引入信度和效度的概念, 并将效益分为"操作效益、质量效益、制度效益"和"直接效益、扩展效益、溢出效益"进行深度讨论.本文的主要观点是:综合评价不是舶来品, 我国古已有之;公平和效益在某些环节、某些具体问题上是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的, 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察举等综合评价模式在理论上具有很高的效益, 但是无法保证起点公平和程序公平, 最终是低效益甚至非效益的;从综合评价做减法转型为统考评价 (分数评价), 主要是扩展效益起作用:中央集权统一国家体制的骨骼、以"仁治"为核心的儒家学派的灵魂和科学选官制度的血液兼信息系统的"三位一体", 完成了国家建构;统考评价 (分数评价) 在直接效益上是一种无奈的差强人意的选择, 但它通过起点公平和程序公平, 沟通了朝廷与下层知识分子和民意的联系, 产生了非常显著的扩展效益, 在历史上的某些阶段达成了公平和效益的协调;但法久生弊, 对公平的极至诉求绑架了评价选拔制度的设计, 形成了对统考评价 (分数评价) 的依赖并形成文化惯性, 从而在溢出效益上出现了弊端.对中国古代评价选拔制度演变的驱动和制约因素的分析, 有助于对高考制度演变规律的深层次认识.高考招生模式的多元化、综合评价的推进和扩大、综合评价招生模式和统考统招、注册入学等多种入学模式的并存是发展趋势, 但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必须统筹协调公平和效益的辩证关系, 稳中求进、两翼齐飞.
科举、综合评价、分数评价、高考、公平与效益
笔者主持的中国教育学会"十三五"教育科研规划重点课题"新一轮高考改革对高中课改的促进、倒逼和对策研究"课题号1611010296A;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研究重点课题"新一轮高考改革对我省普通高等教育的影响和因应对策"课题研究成果
2018-08-30（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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