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经》到《四书》——以宋代礼理的突破与融合为中心
宋代理学的兴起,标志着儒学的又一次更新与创造,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大事.宋代理学无疑被认为是一种新文化,代表着新的儒学发展方向①.这种新文化建立在新的经典体系上,以《四书》的注释和结集作为基础,用以继承开拓传统的《五经》(或称《六经》或者“六艺”,为方便论述,本文均用“五经”之说)体系.我们不禁要问:以《四书》为代表的理学“新文化”与以《五经》为核心的“旧文化”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显而易见的是,宋代仍是礼制社会,仍以《五经》作为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手段.那么,程朱等人在倡导理学、抬升《四书》的同时,应该不可能、也不能放弃《五经》的传统.否则,将是置学术思想于社会系统之外,这当然不符合理学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的初衷②.因此我们可以说,虽然《四书》中义理的阐发,的确是道学关于道德哲学的精彩部分,体现了其创新儒学的精髓.但是,同样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他们的学术不可能也不能脱离《五经》的支持.
2014-06-26（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103-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