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经学思想调整刍议——以《春秋董氏学》与《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的比较为例
以往康有为研究大多将1897年前后的《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与1900-1903年间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1901)、《中庸注》(1901)、《孟子微》(1902)、《大学注》(1902)、《论语注》(1902)、《礼运注》(1901-1902)诸书混杂而论.笔者认为康有为的前后两次大规模释经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思想调整,而且这一调整是其一生思想中最为关键的枢纽所在.这一调整最为直接的动因,是1899年至1902年期间康有为与倾向革命的梁启超、欧榘甲等弟子之间围绕共和革命展开的辩论(其中包括1899年的“十三太保事件”,以及1902年康有为针对梁启超、欧榘甲等以分省独立等方式推进革命的主张,写下《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两封长信).
2014-06-26（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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