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969/j.issn.1002-235X.2020.12.004
创造未来的责任与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
引言
2010年,美国著名文化理论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以新著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文化研究的未来》),拉开了新一轮形塑"文化研究的未来"的大幕.时隔仅仅一年之后,2011年,美国文化研究专家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出版了基于他2006-2007学年在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主持的"Cultural Studies:The Way Ahead"(文化研究前行之路)系列讲座的The Renewal of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的重建》);同一年,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开拓者之一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出版了聚焦文化研究教学的专著What's Be-come of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怎么啦?》)2012年,穿梭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文化研究专家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出版了关注数字媒体的力作Digital Futures for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文化和媒体研究的数字化前景》).这些旨在规划和展望文化研究未来的著作的集中出现,引起了托比?米勒(Toby Miller)等知名文化研究学者的极大关注,纷纷出手撰写评论文章,联袂造就了文化研究共同体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于是我们不禁要问,造就这番风景的动力何在?
2021-02-04(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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