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969/j.issn.1002-235X.2017.11.014
悖论与博弈:文化研究、专业主义与知识分子
当"文化研究"(Cutural Studies)在中国方兴未艾之时,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前身的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这个文化研究重镇却在2002年6月被该校作为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关闭了.这引起了国际学界不小的震动,震撼之余,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伯明翰学派的反思,更是对文化研究"中国问题"的无尽思量.此时,某种潜伏已久的不安终于浮出历史地表——文化研究如何面对自身的悖论?它有没有可能既获得学院体制内的生存空间,又不丧失"反学科"的理论能量?对中国的文化研究而言,它在拼贴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时候,是否制造了新的"理论马赛克"?我们如何想象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1]诚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言:文化研究与传统的学术体制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关系,尽管它自身不得不附着在现存的学科体制当中,但它一直强调跨/反学科的重要性,跨/反学科实践本身甚至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化研究——理论旅行与本土化实践研究"14CZW007
2018-05-11(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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