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969/j.issn.1002-235X.2014.01.002
亚洲、东方与汉学主义
我们这代人,或许已经很难看到启明的星斗;但东方现代性的自觉意识,恐怕已经是呼之欲出.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化自觉,更不如说来自求知寻源之后的自然理路.季羡林先生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因其缺乏学术论证而往往不太被学界所接受;但在我看来,似乎也应重视其学人理性基础上的跟着感觉走的良好意识.就此而言,讨论亚洲和东方的概念,无论如何是非常重要的,而将对中国的关注纳入到这一框架中,则"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77页)的问题或可得到更为洞达的解释.
亚洲、中国、自觉意识、知识重建、文明复兴、文化自觉、文化选择、理性基础、现代性、季羡林、出版社、学术、学人、学界、启明、论证、框架、解释、河西、河东
C93;TP3
2014-03-25(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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