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先秦史研究
2016年,伴随新史料的陆续公布,以及学者对旧有认知的不断反思,先秦史研究成果丰硕,见解精彩纷呈,其主要成绩可从八个方面择要概括.一、文明与国家起源的争鸣.文明与国家起源是先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争议不断,考古学者的相关研究尤值得重视.李新伟《“最初的中国”之考古学认定》(《考古》第3期)认为,公元前4000年左右,各个考古学文化区出现了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并产生共同的考古学成分,“最初的中国”可由此认定.许宏《中国考古学界国家起源探索的心路历程与相关思考》(《中原文化研究》第2期)则提出公元前1800年前后二里头文明的出现标志着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也即一体化的王朝文明开始.面对分歧,也有学者从理论方法上予以反思,如林法《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中原文化研究》第2期)回顾学界过去对国家起源问题的讨论,指出方法与材料的局限,主张应加强国家形成动力方面的研究.此外,萧功秦《华夏国家起源新论——从“猴山结构”到中央集权国家》(《文史哲》第5期)试图在理论建设上有所推进.
文明与国家起源、考古学、先秦史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学者、理论建设、理论方法、跨越式发展、国家的形成、中央集权、研究成果、学界、形成动力、心路历程、相关研究、相关思考、起源问题、方法问题、一体化
K85;K22
2018-01-26（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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