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景观的制作——以明清时期荆襄山林为中心

摘要：

明代前期,被封禁的荆襄区域逐渐由逃离至此的流民/山民发展出栖居性景观.栖居性景观的逻辑是逃避国家,它通过亲和山林地理生态的居住方式、刀耕火种以及山地作物得以再生产.栖居性景观内在地抵制着帝国的统合并吞噬着帝国的财政人口.到了明代中期,荆襄山禁遭遇流民的大规模爆发与流民的反叛.为了完成“化盗为民”的治理目标,帝国在荆襄的代理人积极地制作国家景观,以此替代流民/山民所处的栖居性景观.帝国采用了“由郧阳居中以制四方”的景观型构.政治景观与日常生活/生计界面的景观被相继营造出来.国家景观以结构持久性的在场形式再生产主体,最终完成了对荆襄的整合.可见,景观,作为介质,既是“身外之物”,又使“身临其境”;它“以静治动”,将宏大的帝国与日常实践的交互作用贯穿起来.也因此,国家景观的制作,为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社会控制提供了一项景观政治学的案例.

关键词：景观的制作、帝国的治理、荆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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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出版日期：2018-06-11（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页数：共12页

页码：2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