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何以成为维稳最前沿——基于贵州桐乡的法律人类学考察
基层群众自治原本是人民调解制度的设计初衷,但在运作实践中却被裹挟进国家的维稳治理格局中.基于贵州省桐乡的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发现,人民调解是这样被逐步推向维稳最前沿的:首先,国家通过“一票否决式”的淘汰赛机制将乡镇政权“吸纳”到维稳中,赋予其维稳的职责、目标和任务;接着,乡镇政权通过再造“因事而定的”乡村关系,把维稳任务分解、下沉,将村庄拉进维稳治理中;最后,乡镇政权通过制度设计(即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和技术保障(即依附于村干部身份的调解员)来最终实现人民调解与维稳的“焊接”.
人民调解、维稳、乡村关系、纠纷解决、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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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 ;D63
2016-06-02(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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