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城市化的财政代价及其形成机理——1960年以来的大国经验
“人的城市化”与“物的城市化”重点不同,绩效也不同,后者“事半功倍”,而前者“事倍功半”.本文研究了“人的城市化”引致的政府债务风险,发现:①城市化是各国公共债务的重要推手,这其中,财政支出结构发挥了桥梁作用.具体而言,城市化倒逼政府将支出重心从生产率较高的建设性项目转向生产率较低的社会性项目,使得公共部门生产率增速进入下降通道,但公共部门“成本病”日益凸显,财政收支缺口由此形成并不断加剧.在城市空间形态变化过程中,人口从“聚集”向“扩散”的转型将诱发公共设施的重复建设和低效率运营,进一步加快财政支出结构的转变.当然,社会性项目在分配财政资金时也有“轻重缓急”之分,那些被压缩的建设性项目资金通常被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以及卫生支出.②城市化的财政代价在城市化的不同时期并非一成不变.当城市化率大于55％以后,城市化对政府债务的影响系数更大且更显著.究其原因,私人部门生产要素的流向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在城市化中前期,要素主要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加速”部分地掩盖了公共债务问题;在城市化中后期,要素则从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转移到生产率相对较低的服务业,如此,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形成了叠加效应,彻底揭露了公共债务问题.
城市化、政府债务、财政支出结构
F290(城市与市政经济)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5CJL009
2016-11-21（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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