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音逻辑与抒情姿态的延长线上--何其芳延安时期诗风转变的再解读
“告诉我，用你银铃的歌声告诉我，/你是不是预言中年轻的神？”①1931年，十九岁的何其芳在北平写作的诗歌《预言》里，曾这样热切地想留住那个过往的“年轻的神”。几年后，何其芳却在诗里写下“我”与T．L．同志在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热烈谈笑的情景，和别时的留意：“T． L．同志，/我们再谈一会儿！”②从北平的京派新秀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从《预言》《画梦录》到《夜歌》，何其芳写作道路的变化在三四十年代即引起众说纷纭，新时期以来更生发出关于“何其芳现象”的不绝的讨论和评判。简洁明快的“转变”叙述和毁誉，当然有关历史时势、政治立场、文化态度，而貌似摆荡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群体之间的诗人却可能并不止于“端点”意义--他自己在1939年既承认“对于我，抗战来得正是时候”，又强调“我的觉醒并不由于它”。③当何其芳诗中的“你”改换了面貌，观察“我”与“你”的交流模式及其呼应着的诗人自身的交往、意识，可以发现某种诗歌想象和抒情姿态如何在写作的内面生动而困顿地持续展开，与峻急历史相互形塑、相互诘问。对这种诗歌想象和抒情姿态的辨析，也许可使我们从深层理解何其芳的转变的情感与认知的内在逻辑；对此的叩问，不仅指向变动时代诗人的调试和应对，更指向这种文学方式自身的活力，指向“五四”以来新文学内置的思想命题和精神困境。
诗风转变、延安时期、何其芳、抒情姿态、延长线、再解读、逻辑与
I207.2;D231;TP181
2016-04-27（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共16页
134-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