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的“延安”：“文章”与“我”与“国家”
关于卞之琳的延安之行及其相关写作，有学者认为其表现出了转变，能从中看出“时代对作家的影响”。①也有意见认为卞之琳对抗战、历史或时代是一种“道旁”“看风景”的态度，最终“退回”了诗歌内部，无法在写作中体现和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张力。②与同行的何其芳比，卞之琳的“延安”确实面目模糊。一方面，他在这段时间内的作品以通讯报告、诗歌等方式谈论共产党根据地，对其中人事不乏称赞，甚至还为八路军第七七二团写战斗史，“延安”对他不可谓不重要；但另一方面，“延安”终是过眼烟云，无法接续卞之琳1940年之后的文学活动。文学史中，卞之琳与时代政治几乎没有关联。但在诗人自己看来，延安行和由此生出的一系列作品是向政治的一次投身，表达了他对抗战中国家和国人的感情。时代、政治、文学和自我之间是什么关系，是这篇论文讨论卞之琳战时活动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一问题，首先要讨论的是，抗战语境中，去延安和写延安意味着什么？其次，如何理解卞之琳1940年前后的变化？问题可能不是文学和历史，或文学和时代是什么关系。至抗战时，现代文学这一行当已有数十年历史，有自己颇为复杂的传统。考察文学内外，文学传统对诗人的意义需更多关注。因此，问题可能是：在卞之琳那里，文学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进入这些宏大概念，成为可行的、能够生成价值感的方式？第三，战时和“文革”后，卞之琳对其写作有过多次阐释，“延安”连带着“国家”意识，也说明卞之琳看似疏离于大时代的文学活动有着不可忽视政治性。
卞之琳、延安、文学活动、时代政治、文学与历史、战时、写作、对抗战、作品、现代文学、文学传统、诗人、诗歌、抗战语境、国家、政治性、文学史、价值感、何其芳、共产党
I20;I22
2016-04-27（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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