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969/j.issn.1004-3926.2016.11.014
论英美学者如何曲解了康德的目的公式
本文认为,以H·J·帕通与约翰·罗尔斯为典型代表的英美学者,曲解了康德的定言命令理论,特别是他的FE(目的公式)。帕通与罗尔斯混淆了康德的FUL(普遍法则公式)与FLN(自然法则公式),同时认为FE只是一条附属性的公式。然而,本文将证明定言命令公式一共有四条,FE必须联合到FLN的应用之中,进而限制我们对FLN的理解。本文还通过一个简单的词源学考证,证明了“人格中的人性”无非就是实存于我们身上的纯粹实践理性,它是定言命令唯一可能的规定根据。这种诠释方案将更加符合康德的意图,也足以回应叔本华、西季威客等人提出的批判。
目的公式、定言命令、人格、人性、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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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16.31(欧洲各国哲学)
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阶段性成果。
2016-11-15(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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