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6152/j.cnki.xdxbsk.2016-01-023
交往理性规约工具理性: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转型及其中国启示
现代性及其现代性批判在历史上一直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探究历史,无论是黑格尔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批判还是以尼采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现代性所展开的非理性主义批判,都没有真正成为解决现代性难题的合理路径.哈贝马斯从现代启蒙理性的主体性出发,坚持现代性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进行了现代理性主义范式的哲学转换,真正从意识哲学范式走向了交往理性范式.对于现代性所呈现的多元价值立场基础上的统一理性规范基础缺失的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理性代替理论理性,进而为现代性的重新建构开辟了一条新的理论出路.对于正在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的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关键期来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也构成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思想的内在价值诉求和最为精髓、最富当代价值的内容.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性范式转型、中国现代化
46
B27(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2016-05-03(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共8页
153-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