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6346/j.cnki.37-1101/c.2018.06.01
秦汉以降编民耕战政策模式初探
自“商鞅变法”滥觞,基于授田和二十等爵的编民耕战,构成了秦汉以降近半帝制国家临民理政的主导性模式.它历经秦西汉的鼎盛、北朝隋唐赖“均田”“府兵”及“租庸调”的再造复兴和明代“配户当差”为特色的最后“辉煌”,在两千年的历史舞台上表演不同凡响.作为马克思所云“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典型体现的编民耕战模式,重在对百姓及地主经济实施全面管控,尤以徭役、兵役沉重,故特名“耕战”.其目标是举国动员和富国强兵.本质又在于摈弃贵族私人领属,与郡县官僚制配套,构建藉授田、户籍、赋役直接控制役使全体百姓的国家农奴制秩序,进而为君主专制集权提供最大化的社会平台及经济资源.该模式以授田或均田暂时解决地主经济自身的“瓶颈”难题,充当着专制皇权与农民间直接统制、隶属的政治“链条”,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延续发展和古代重大工程营造等,厥功甚伟.该模式下“举百万井疆耕耨之丁壮为奴隶”及强制析产分户,往往带来“逃户”脱籍、人口与资源失衡等.藏富于国客观上也容易助长君主及官僚的权力膨胀或滥用徭役,进而酿成暴君祸害天下和官民极端冲突,增大帝制国家的风险系数.其“公权力”被滥用等缺陷,又需要兼容型的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为其寻求出路.
秦汉以降、编民耕战、管控、国家农奴制、藏富于国
2019-01-23(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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