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东汉“博士倚席不讲”
学界多视东汉为“经学时代”.光、明、章三朝奖崇儒术、重用儒生,然安帝时却出现“博士倚席不讲”“学舍颓敝,鞠为园蔬”(范晔:《后汉书》卷七九《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47页)的现象,其转变之大、变化之剧,值得学界深思.此前学界对东汉经学发展之兴衰及其原因有诸多研究,如:皮锡瑞从经学本身出发,认为“汉儒风之衰,由于经术不重”,提出东汉衰亡“实自疏章句、尚浮华者启之”(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4页);陈寅恪从社会风习的角度,指出东汉士人在“为学”之余,还须在“为人”方面“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8页);钱穆一方面注意到汉代经学“既定家法,则重墨守,陈陈相因,无发明,无创辟”,学术思维为之“窒塞”,另一方面又提出太学生员额日众,导致博士难以教授,故“太学至此,逐渐变质,失却了开始重视教育之用意”(钱穆:《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5、244页);金春峰认为儒学的衰落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与趋势”,指出自和、安之际皇权日益依赖宦官,“皇权既然信任宦官而疏远土族,所以官方经学的衰落是必然的”(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60、566页).臧知非曾从“吏化”儒生的角度分析,认为西汉时代还有些“是古非今”的批判精神,至东汉则彻底烟消云散,“儒生们彻底地放弃了对道的追求,转而一心一意地适应现实,为了利禄而奔忙”.并说明“博士倚席不讲”是由于研究经术无助于仕进,儒生学而无用,转而学习“吏事”(臧知非:《两汉之际儒生价值取向探微》,《史学集刊》2003年第2期,第75页).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探索“博士倚席不讲”的原因提供了不同视角,但此问题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创新计划项目“光武‘重儒’及东汉士风衍变”KYCX17-1957
2019-03-13（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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