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969/j.issn.0257-5833.2011.11.021
“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评析
美国学者格里高利·克拉克把工业革命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崛起,和中国等亚非国家的持续落后所形成的所谓“大分流”,归因于所谓文化因素,即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各国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和企业管理水平,而劳动态度和管理水平则决定了劳动效率,从而决定了各国经济的不同走向和发展水平.他在进行中国和英美比较时使用了1910年棉纺织业劳动力使用效率作为证据.事实上,他把机器棉纺织工业刚起步不久的中国与工业革命已开展100多年的英美作静态比较,并得出文化差异的结论,是不合理的.在1910年以后的二三十年中,中国机器棉纺织业劳动力使用效率有明显的提升,提升的原因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管理人员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工人职业培训的加强、工人“自治”制度的实施等;但负面的制约因素持续存在,如货币和经济的大幅波动、社会和政治局势的动荡、国民教育水平提升缓慢、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等.这些有待于国家的全面转型.这些正面和负面的因素说明:随着企业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进,劳动效率就会不断提高.文化差异并不妨碍制度改进.“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很难成立.
大分流、文化差异、机器棉纺织业:劳动效率
F091.3;F129(经济思想史)
2012-03-16(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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