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主义与“后人类史学”:理念与实践之张力
作为一个新兴的思潮,后人类主义来源颇为复杂.福柯所宣称的人类的终结及梅西会议上有关控制论的讨论,大致标志了两大渊源,但也有明显的差异.前者强调批判性,旨在反思人文主义(尤其是人类中心主义),而后者则是在科技革新的刺激下产生的“后人类”议题,亦有“超人类主义”的思考.凯瑟琳·海勒对技术层面的后人类主义的回应,将科技发展中的控制论与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联系到了一起,代表了两种后人类主义的交流.面对后人类主义的挑战,历史学家已经尝试突破人类中心论、人类特殊论的传统观念,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动物史),并在研究方法上力图从生命科学中汲取养分,推进了历史考掘的深度和考察的广度.简而言之,来源于科技革新和展望的后人类主义冲击了现代历史学的基础,促使史家从“后人类”的角度审视历史研究的前景,但近年“后人类史学”的实践亦表明,这一史学新潮在未来的发展仍将面临不少挑战.
后人类主义、“后人类史学”、凯瑟琳·海勒、福柯、生物学
2019-03-04(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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