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道上的“启蒙”与泛政治狂想--回望先锋诗歌系列之七

摘要：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在目前的中国文学研究界已经成了“显学”，几乎人人都在各种文章中谈论“场域”。而谈论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的先锋诗歌尤其是南方与北方诗歌的关系，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确实十分凑效。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一个时期的“场域”在获得其自主性和主导地位之后就会随之出现一个二元对立结构。也即在主导性“场域”之外存在一个边缘的、非主导性的时时觊觎主导性结构的一个张力结构。这两种结构此消彼长的冲突和张力关系构成了“场域”的变动史。在当代汉语诗歌史上尤其是在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以北京为核心场域的北方诗歌无疑占有着高高在上的主导性地位。无论是北京的各种沙龙和读书小组，还是导引性的先驱诗人食指名满天下的诗歌写作，甚至是白洋淀诗群、“今天”和“新诗潮”接连不断的强势影响，这都不断加重和渲染出这一时期北方诗学的强大和不可撼动。实际上相对处于“边地”的贵阳也并不像黄翔（被贵州诗人称为“诗歌界的顾准”）等人后来所偏激地指责他们完全被北方诗人忽略，贵阳连同那些诗人一起成为诗歌史不能轻易绕开的存在。1995年夏天，贵州红枫湖诗会后徐敬亚、唐晓渡还专门到贵阳市郊看望黄翔，“黄翔流着眼泪，说着那些年的往事。我和晓渡都说历史不会淹没一位诗人”[1]。

机标关键词：先锋诗歌、歌系列、泛政治

分类号：I207.25;J607;C911

在线出版日期：2015-01-05（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页数：共11页

页码：137-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