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女神》的当代诗学意义

摘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们对《女神》的评价并非一成不变的。作为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新文学早期的代表性诗歌文本，《女神》自1921年8月由泰东书局出版后，对之褒奖之声不绝如缕。郁达夫曾以极为恳切的语气断称，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1]；冯至认为《女神》是他诗歌创作的启蒙导师，并说：“郭沫若的《女神》、《星空》和他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相继出版，才打开我的眼界，渐渐懂得文艺是什么，诗是什么东西。”[2]闻一多对《女神》的夸赞就更不用说了，他先后撰写了《〈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等几篇文章来评析《女神》的诗学特征，对《女神》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尤其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中，闻一多开篇即言：“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新诗呢”，并高度赞扬“《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3]。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历史陈述里，《女神》也一直被视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文学史家态度统一地评价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几乎毫无二致地将郭沫若摆放在中国新诗史上最显赫的位置加以书写。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至今，随着“重写文学史”学术实践的逐步展开，郭沫若的诗歌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女神》的艺术神话也被彻底打破，对它的质疑和否定之声一定程度上盖过了对其颂扬与肯定之声，甚至有论者对郭沫若从人品到创作都给予了全盘否定。

机标关键词：郭沫若、诗学意义、当代诗学

分类号：I207.22;I046;I1

资助基金：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科研项目GY2011A05

在线出版日期：2014-09-03（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页数：共2页

页码：127-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