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969/j.issn.1009-9670.2018.10.006
童子凭什么读“四书”?——古代“《小学》终,至‘四书’”的课程设计探由
古时童子在经过识字启蒙教育环节后,为何就能顺利学习“四书”?当今中小学生读“四书”的可能性又何在?通过从识字量、知识点、课程设置三方面的探究发现:童子在读完“三百千”后便基本克服了学习“四书”的文字障碍,“三百千”与“四书”知识点的重合在30处以上,两个轮次的“四书”课程设置分别规定了以克服文字障碍为主和以理解思想旨趣为主的分层课程目标,这就为古时童子识字启蒙后即学习“四书”创造了条件.当今中小学生并不完全具备古时童子学习“四书”时的条件.经比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与“三百千”的识字量,发现在第二学段(3--4年级)结束时,小学生的识字量超过了“三百千”的识字量,鉴于小学生相关知识准备的不足,如要读“四书”似在第三学段(5-6年级)为宜,顺序也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宜.
童子、三百千、四书、识字量、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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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6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课程史研究”课题BOA160027
2018-12-14(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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