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摩尔的启示
@@亨利·摩尔是20世纪世界上最杰出的雕刻家之一。他的作品与环境、建筑完美的结合，为雕塑发展史开创了光辉的范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正在加快的现代化进程，也为以雕塑、环境、建筑有机结合为标志的现代城市文明提出了新的课题。今天，在“亨利·摩尔雕塑大展”于北京展览之际，深入研究他的艺术成就，是很有意义的。
亨利·摩尔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至少有如下三点值得思索：
一、怀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歌颂正义，鞭挞邪恶，在作品中表现了庄严的人道主义精神，于民众间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据有关资料看，1916年时，18岁的亨利·摩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机枪手开赴前线，受到了毒气侵袭。不久，就读于皇家艺术学院雕塑系。30年代，他成了在作品中显示“非理性”的前卫派艺术家。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亨利·摩尔辞去了切尔西艺术学校雕塑系主任的职务，专心致力于美术创作。1941年，他受英国战时艺术家委员会委托，创作了反映战时英国公民热爱祖国、忍受苦难精神状态的《防空洞素描系列》，被人们誉为“公众良知的捍卫者之一”。1942年，继《防空洞素描系列》之后，他回到故乡，又创作了许多反映矿工生活的素描作品。这些作品，以其鲜明的主题思想以及特有的震撼力，打动着无数观众的心扉。正如摩尔自己所说：“它使我所做的一切散发出人性的温暖，虽然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将是我整个事业的转折点，但当我用笔在纸上涂抹时，我确实知道这意味着我在艺术追求上的重大转变。”
在此之后4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歌颂正义、抨击非正义，特别是表现“母与子”，成了他永恒的主题。1951年，他为英国二战纪念日所创作的斜倚人像《节日》，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1964年完成警世之作《原子体》，表现了他对战争十分憎恶的心绪。1983年，指导助手为伦敦保罗大教堂所作《圣母与子》，被看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伦敦遭空袭后幸存者的象征。亨利·摩尔，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艺术家。
二、其作品显示了浓郁的生活底蕴，在表现手法上简约、概括，无论具象、抽象，或是具象与抽象结合，大多达到了写意、畅神的艺术效果，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法国雕刻家罗丹的作品，擅以极为写实的艺术手法，通过人体内在的活力，表达剧烈的思想斗争以及细腻入微的情感。饮誉全球的《思想者》、《加莱义民》等作品，使他成为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在世界上声誉最高的雕刻家。亨利·摩尔遵循三度空间、结构性、体积感、形式感等传统的雕塑创作规律，强调概括、抽象，注重内在情感的表达，追求作品与周围环境谐调一致，使他成为20世纪艺术语言最为独特的雕刻家。宋代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中，称关仝的山水画“笔愈减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气愈长”，我想这是指关仝在作品形式构成中刻意减少点、线、角构成要素，强化简约性，旨在增强作品的气势。亨利·摩尔的作品所体现的精神内涵与形式美感，与上述我国古代画论的精义，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如亨利·摩尔自己所说：“一件作品必须先有它本身的生命力。我的意思不是指一种生命活动，如运动、跳跃、舞蹈等，而是说一件作品必须有它内在蕴藉的力，有其本身强大的生命。”这种“本身强大的生命”，是通过充分展现精神境界的单纯的形来表现的。
三、站在前人的肩上，与时代共呼吸，追求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力。
亨利·摩尔看重艺术传统，善于向传统艺术以及世界各地的艺术学习。我们从他的某些作品中，不难看到非洲、南美洲等地原始艺术、当代艺术的影响。另一方面，他立足于时代，以强烈的艺术个性表现了一种积极向上、容易被西方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审美情趣。而这一点，也是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比如，过去的室内雕塑多以体量感表现“实”，而亨利·摩尔的室外雕塑则以“洞”表现“虚”。他对“凹进形式”的运用，使得雕塑作品部分与部分之间、雕塑作品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密切和统一。
亨利·摩尔以具象、抽象、具象和抽象结合的造型手段构成作品之“虚”的表现手法，其实在我国的传统雕刻中是不乏其例的。云南出土的三千多年前战国时代的《青铜牛虎纹饰祭案》则是其一。这件作品，与亨利·摩尔1950年创作的《安乐椅三号》，在表现手法上极为相似。此外，在我国古典园林建筑中，“隔”与“透”，是最本质的美学特征之一。而“隔”与“透”，则是通过虚实相应，使园林建筑与自然环境浑然一致。只有“隔”与“透”，才使古典园林气韵流荡，充满生机。亨利·摩尔作品中的“洞”，与我国古典园林设计中的“隔”与“透”，可能没有丝毫的联系，可艺术原理是相通的。
因而，在我们研究亨利·摩尔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时，同时研究他是通过怎样的艺术实践取得成就的，我们通过什么样的研究可以开阔自己的创作思路，如何加强对我国传统艺术遗产以及外国艺术的研究，这对于繁荣我国的雕塑事业，是非常必要的。
J3(雕塑)
2007-07-26（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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