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969/j.issn.1002-4360.2003.04.002
口承-书写等式:一个现代心智的程式
@@ [译者题注]口承与书写(orality and literacy)问题的讨论,在西方知识界引发了贯穿整个20世纪下半叶、几乎波及所有人文学科的大论战,其余波至今袅袅未绝.在这一学术公案中对簿公堂的两方,一是所谓"大分野论"(The Great Divise)学派;一是"连续论"(The Continuity)学派.实际上,这一论战不是纯出于偶然,而恰恰反映了西方知识界对人类传播和交流手段及其技术革新的共享经验做出的普遍的回应.在"书写论"(Literacy Thesis)的阵营中,美国哈佛大学的古典学者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1903~1988)和英国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可谓影响最大也是争议最多的两位学者.他们两人于同年发表的著述,不约而同地将书写对人类认知发展的一种初步的、偶然的作用归结为古代希腊字母文字的发明和传播,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字母书写对公元前5~4世纪的古代希腊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因此遭到了众多学者的批评,直至90年代以后,"新书写论"的出现,对这一学派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多角度的、开放性的反驳①.哈夫洛克的学说首次出现在他发表于1963年的<柏拉图导言>中,后来在其题为<古代希腊关于公正的概念>一书和论文专辑<希腊的书写变革及其文化成果>中得到进一步阐扬,最后以其<缪斯学会书写>一书做出了简明扼要的综述.虽然,哈夫洛克在其有生之年从未转变其基本立场,一直秉持着他个人的学术主张,但从这篇论文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在口承与书写之间搭建起了一个"等式"性的学术平台.应当公允地说,哈夫洛克立足于一位古典学者的立场,全面地回顾了"口承-书写"大论战的学术渊源,同时对口承与书写两种传统都做出了精审缜密的分析,而他关于"口头性"的论述,对我们今天的口头传统研究也依然有着多重的启发性意义.
现代心智
K890(风俗习惯)
2007-03-19(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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