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导师与战士·卑怯者·隐形的坏孩子——《伤逝》两性关系视角下的涓生形象
《伤逝》作为鲁迅唯一一部爱情小说,它新颖的叙事形式,复杂的思想情感,激烈的心理冲突,使简单平实的爱情故事演绎出诗歌一般的复杂张力,也给文学批评者提供了无限广阔的阐释空间.传记考证式解读,直接把涓生等同于鲁迅,把子君等同于许广平、朱安或者别的什么人——这种解读主要得益于或有益于鲁迅的传记研究,而作品则成为佐证材料或陪衬;从研究鲁迅思想角度解读《伤逝》,经济基础论、个性解放、女性解放、社会解放、男女平等、爱情自由、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成为关键词——因为艺术形象总是大于思想解读,这就难免让人觉得这些解读可能忽略或遮蔽了什么;叙述学层面的解读认为,涓生作为叙述者会具有不可靠性,其实如果证明涓生作为叙述者具有可靠性,也可以言之成理;女性主义的解读常常会站在子君角度批判涓生的始乱终弃,但子君的半新半旧或少新多旧或先新后旧或貌新实旧,也是容易被解读者注意到的事实;社会学的解读会注意《伤逝》及鲁迅其他作品中的“男伤女逝”现象,这种社会现象层面的共性解读通常多少会以牺牲文学形象的丰富性为代价.以上种种解读都从不同角度阐释或扩大了《伤逝》的意义空间,但“扩大”也可能对《伤逝》造成种种变形;这是外部解读的好处与局限,意义的扩大同时造成作品的异化.
两性关系、关系视角、思想导师、坏孩子
G711;I206.7;F270
2019-05-20(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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