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4180/j.cnki.1004-0544.2019.11.010
作为文化创新符号的“鲁镇”与“边城”
回顾百年新文学对于民族文化现代重构的历程,“鲁镇”与“边城”呈露出作为文化创新符号的面目.在离乡与回乡之间,以鲁迅与沈从文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建构起文化创新参照系.“鲁镇”实则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母体标本,“边城”实则是中国边缘文化的母体标本.立足前者,鲁迅以专制主义与人的存在为视角,发露出维系这一社会历史结构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之下“人丧其我”的中国问题,在西方强国/传统中国、现代/传统、世界人/中国人的文化对照中针对提出“朕归于我”的应对.立足后者,沈从文直面中国社会现代进程中“所得于物虽不少,所得于己实不多”这一社会发展与人之存在二律背反的悖论,在苗汉、中西、城乡文化对照中针对提出“神在生命本体中”的应对.相对于社会实体建构中“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二者并立标示出“自性”与“神性”的形上超越向度.这对于探究百年后新时代文化创新流程走向具有跨越时空的现实价值.
文化创新、鲁镇、边城、异质文化、母体文化
I210(作品集)
2019-12-19(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共8页
7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