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政策工具下的中国“货币政策效应”——兼论泰勒规则在“中国版”DSGE模型中的适用性
我国央行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所产生的“货币政策效应”,有别于“泰勒规则”下的政策效应.本文基于我国信贷市场和货币政策执行特点,通过识别“存贷款基准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三类政策工具产生的“政策效应”,重新梳理了近20年来我国货币信用周期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且量化分析了“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的贡献程度.研究表明:(1)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对产出和总体价格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公开市场业务”更多起到调节商业银行自身流动性作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仍十分有限;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均无显著的紧缩效应.这说明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仍主要表现为信贷渠道,基于“泰勒规则”并不能有效地刻画我国货币政策,以此为基础并运用DSGE模型分析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缺乏现实依据.(2)“货币政策冲击”不是我国产出和总体价格水平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其对“政策变量”解释力的迅速减弱意味着货币政策主要体现为央行对宏观经济的内生反应.但是,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我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政策变量”波动率的解释力更高,说明我国货币政策仍需完善.本文所构建的SVAR模型有效区分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产生的“政策效应”差异,为建立“中国版”的DSGE模型提供了可靠的经验事实和参照标准.
货币政策、经济周期、贝叶斯方法、SVAR模型、DSGE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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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32.5;F224.0;F123.16
2018-11-15（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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