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969/j.issn.1003-3947.2002.02.007
传统和创新
@@今年《比较》出版百期。明年将迎来中央编译局五十周年华诞。《比较》同中央编译局近五十年的风雨有某种关联。我也许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背景资料。 中央编译局的前身是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当时就有一支较强的翻译经济学的队伍,在何匡同志主持下,曾翻译了当时各大学研究生的教材——《政治经济学》十六分册。在中央编译局成立时,有两个翻译室,其中第二翻译室有一个经济组,专门翻译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有关的论著,以及开始着手翻译列宁的早期经济著作。大约在1954年,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正式出版。斯大林《论利:会主义经济问题》是对这一教科书未定稿的评论意见,因此,教科书的出版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仍由何匡同志主持教科书的翻译工作,并聘请了千家驹和陶大镛等著名经济学家和叶圣陶先生等担任译校工作的顾问。至今难忘的是,千家驹和陶大惭等对经济学的某些概念抠得很细,例如,他们主张把计算和核算的概念必须加以区别,现在看来,计算涉及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同社会主义的市场理论有关,而核算则涉及前苏联在国营企业中推行的经济核算制等,把两者区别开来在理论上是很有意义的。叶圣陶先生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时任教育部副部长,他对修辞很严格,他主张把关系词“同”和并列词“和”相区别,不厌其烦地一一加以改正。何匡同志对各位专家的意见是非常尊重的,这可以说是中央编泽局的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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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7;TV1
2004-01-09(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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