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定天主堂惨案”谈基督宗教的中国化
77年前在我国发生的“正定天主堂惨案”,对讨论基督宗教在华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抗日战争期间,基督教会的整体表现堪称是1949年前基督宗教在中国最大的亮点之一.本文指出,在20世纪初到50年代的半个世纪历史进程中,基督宗教在较大程度上与中国人民和社会进步事业相结合曾先后发生过三次,此三次“重大结合”为基督宗教的中国化创造了条件.在我国,基督宗教实际上需要经历“两个中国化”:一是教会管理权或主权的“中国化”,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第三次重大结合”中已经基本完成;二是基督宗教教义、神学和礼仪等的“中国化”,而这却是更为漫长和艰巨的过程.中国基督宗教的这“两个中国化”虽然时间有先后,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没有“第一个中国化”,即教会管理权和主权的独立,中国教会神学思考和思想独立的空间就会变得十分狭小;而没有神学思想上的独立自主,中国教会在行政和管理权上的独立自主仍有可能流于形式、徒具虚名,当然也无法立足于世界教会之林,对普世基督教会做出应有贡献.
正定天主堂惨案、“三次重大结合”、基督宗教中国化、“两个中国化”
K25;B92
2017-06-28（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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