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纳斯、德里达与布朗肖:历史沉默深处,或历史之外的见证
书写的人无法撇开艰难的职责.确切地说,今天,书写者应该服务的不是历史的制造者,而是历史的承受者.
——加缪,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晚宴致辞①
书写,当然,就意味着放弃,放弃联系,放弃姓名,同时又不是放弃,而是宣告,欢迎那不在场的,却又意识不到那不在场者——或者,通过文字,在文字内含的缺席中,书写成为与无法记忆之物的联系,成为对不可感受之物的见证.
——布朗肖,《灾异的书写》②20世纪90年代,美国比较文学学者菲尔曼(Shoshana Felman,1942-)和法国历史学家维韦约卡(Annette Wieviorka,1948-)相继提出,自二战结束尤其犹太人大屠杀的真相被披露后,我们已进入"见证的时代"(英:the age of testimony,法:I'è re du té moin),"见证已然成为我们与时代事件之间至关重要的关联方式"①.从口述史的兴起,纪录片的繁荣,再到以见证为主题的哲学探讨,②甚至于今天自媒体的涌现,或许可以说,"见证"的确已经成为当代思想文化的关键词.
列维纳斯、德里达、布朗肖
B565.59;I0;B82-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7BZJ010
2023-01-11（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共1页
前插1-前插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