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969/j.issn.1000-2456.2019.03.020
论应试主义的社会根源
对应试教育的批判与治理一直勉力前行却始终收效甚微.鉴于人们对于应试教育的概念认知偏差,本文借用应试主义这一概念以作汉语语境的界定.关于应试主义的根源,当前多从教学认识论、教学双基目标论等微观层面以及高等教育资源短缺论、高考惯习论、应试主义机制论、科举溯源论等中观层面出发进行探讨,然而这些视角多陷入明希豪森困境,并伴有决定论、宿命论色彩.应试环节是如何从教育诸环节中“脱嵌”出来并凌驾于教育之上的,需要考察其外部作用力.从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信任危机与分割的社会体制等视角考察应试主义的社会根源,可以作为一种尝试.应试教育的出现,是社会特征在教育体系的反映.中国的社会流动模式更多地表现为庇护性流动,重视教育是中国特色的文化产物.世纪之交以来高等教育扩张也增加了中下层子弟上大学的机会,在社会不平等的社会传导机制作用下,学生(及家庭)更主动地参与到升学竞争中来.评价标准的客观偏好使得应试教育的成绩效应强于素质教育,这进一步强化了应试教育的组织化行动.这一客观偏好的出现,并非源于中国社会诚信中的“道德真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社会转型背景下延续着的中国传统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与反映公共生活秩序的普遍主义信任模式的冲突.当前的应试主义体制其实与中国社会组织特征是紧密相连的.应试教育的组织化链条在体制可控的范围内以“分而治之”的策略施行,是对行政发包制与晋升锦标赛体制下各自为战的分割、封闭的社会组织特征的利用与反映.面对这一复杂问题的治理,呼唤一个适应中国的逻辑自恰的大理论框架.
应试主义(应试教育)、明希豪森困境、社会不平等、社会流动、社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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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机制研究1950-2015”17FSH008
2019-07-02(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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