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流动性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影响——以约翰·费斯克为例
全球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是流动性,文化形态正日趋四处流动,穿越空间和边界的限制[1]6.其实,不止文化形态,文化研究学者的流动性也是当前文化研究的一个特点,尤其是对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而言.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放异彩,继而成为“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之一,但随着贝尼特(Tony Bennet)、费斯克、佛柔(John Frow)、墨美姬(Meagan Morris)等学者的相继离开,高度学科化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世界影响逐渐减弱[2].这与一大批学者的流动性是密不可分的.学者流动性不仅将欧洲文化研究的成果带到了澳洲,还在促进澳洲文化研究快速发展的同时将澳洲文化研究成果传播到世界各地,造就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
文化研究、文化整合、族裔、主体、精神、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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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23（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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