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23.02.04
名与物
传统儒学若要在现代社会开出新的天地,就必须对儒学能否容纳科学的问题予以积极回应.目前为止,对此问题思考得最为深刻的依然是牟宗三.牟氏提出"坎陷论",将科学与儒学的关系理解为如何在儒学的架构中为"知性"安排一个恰当位置的问题.此论诚可贵也,却也面临诸多批评.其中,论者的一个主要不满在于人们往往认为"知性"是舶来品,若将其嫁接进中学,未免令人生疑.然而,"知性"虽是西学所擅长,但却并非其独有.因此我们可以变换思路,从中国学术内部来思考在儒学中如何安顿"知性"的问题.实际上,中国文化"重智"的一面在先秦名家有突出的表现,其主要标志在于"物"观念的独立及与之相应的"名"的独立发展道路的开辟.因此,儒学中"知性"要素的发展有赖于扬弃"人贵于物"的传统立场,进而正视"物"的观念,而这一设想在儒学的根柢层面是可以找到根据的.从一定程度而言,一种名家式的儒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应当的,这将属于兼容了科学维度之后的一种未来儒学.
儒学、科学、名、物、知性、名家
B25(近代哲学(1840~1918年))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7BZX124
2024-01-04(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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