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新观察之潘凤妍篇
现代中国进入世界化的秩序之后,中西文化对照以及由对照而衍生的各种各样的话题,就成了知识界的聚焦之点.参照系的确立,为一种文化的自省与自察,提供了某种可能.比如说,在意义指向上,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西方,从苏格拉底开始就已经明确“利害得失,无动于衷的追求即为善”;而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他则将求知视为通往真理的必由之路;再到十八世纪笛卡儿、伏尔泰等人对理性的推崇,以及十九世纪的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凡此种种,可见西方文化对知识、理性、真理的崇尚.反观中国文化的意义谱系,从轴心时代开始,就确立了仁义的指向,美善陈陈相因,王阳明的“致良知”,鲁迅“历史的门板”的比喻,皆可视为道德仁义谱系下的不同话语表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善良的绝对性界定,构成了中国人人生观的基本出发点,这一倾向在历代戏曲里有着非常充分的揭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就是我们的思维定式,童稚时期的家庭教育,温良恭俭让的主题覆盖了一代又一代人.
新观察
G63;F530.86
2019-11-26（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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