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中国悖论
发展型国家论中存在两个研究传统:第一个研究传统重视政商关系和资本形成,流行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第二个研究传统关注政企关系和资源使用,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色彩.在发展型国家论的初创期,分别以主流和潜流形式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补充,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连续的理论突破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实现的.在后续发展中,二者渐行渐远,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空间日益狭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这种研究格局从未被识别,但是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每当被引入关于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分析,发展型国家论都会经历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但是,发展型国家论与中国实践的相遇并未带来类似突破,此即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两个研究传统的疏离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的成因之一,两个研究传统的统合是推动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方向.
发展型国家论、约翰逊传统、阿贝格兰传统、行政能力、企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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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3(国家行政管理)
本文的写作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国家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一般项目资助
2021-04-23（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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