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诗中僧人形象的两个侧面——以支遁、慧远为中心
东晋名僧支遁、慧远为中国佛教史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二人不仅在玄佛义理、诗歌创作上开风气之先,而且以高蹈出尘、不随流俗的名士风范显于当时、闻于后世,兼有名僧与名士的双重身份.正如孙昌武先生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将支遁称作"披着袈裟的名士",认为慧远的精神是"魏晋名士风流逸韵的尾闾"[1].随着支遁买山、放鹤养马,慧远结社、虎溪三笑等典故传说在唐宋之际流传定型,支遁、慧远在诗语中逐渐成为对僧人的敬称,与之相关的交游结社典故常用于类比士僧交往.在宋代的士僧交游、唱和诗,以及文人游寺诗、僧侣赠答诗中,支遁与慧远是经常出现的历史人物典故.据统计,《全宋诗》[2]中包含"支遁""慧远"用语的诗分别为257首与216首[3],数量相近.然而,具体到文人诗与僧诗的用典倾向,支遁、慧远在士僧笔下呈现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僧人形象.因此,本文拟从文人诗与僧诗两方面分析支遁、慧远的用典情况,梳理宋诗对支遁典故的接受与慧远形象的演变,进而探究两种僧人形象所反映的宋代士僧共有的审美人格.
2022-01-12（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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