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与调适:元明易代两起祥瑞的文学意义发微

摘要：

世当元明易代鼎革之际,两起祥瑞同时异地并出,颇引起东南士绅的关注,亦激发相关叙咏与解读.其一,至正二十年(1360)春某月日,在西昌石塘萧氏故居之旧址,于蓬蒿瓦砾中突产瑞芝二本;其二,也正是在这一年春二月某日,金华硕儒宋濂应聘将赴金陵,临行前自占得"文物之祥".透过这两起祥瑞之表象,可考见其文学意义迥异:前者,表征为西昌十名贤对文明发祥的感应,而在明初政治高压下有更强的适应性;后者,表征为浙东文人入明后的文学观调适,而在明初政治高压下缺乏更强的适应性.正因为得益于自身更强的适应性,西昌文人在政治高压下保有后劲,而将西昌雅正文学接引入馆阁,后又将馆阁文学风范推广到朝野;也正是受累于自身更弱的适应性,浙东文人在政治高压下缺乏后劲,因使其调适过的文学观不合时用,最终导致浙东文学传统顿然消歇.

关键词：萧氏瑞芝、文物之祥、感应、调适、文学意义、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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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学制度研究"17ZDA23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15ZDB067

在线出版日期：2019-08-13（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页数：共10页

页码：8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