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969/j.issn.1001-6252.2012.04.015
法藏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系由伯希和首定说
依据慧琳《一切经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是学术史上一大功绩,学界多将此首定之功归于罗振玉.本文认为敦煌本《慧超传》的题名首定者并非罗振玉,而是伯希和.本文回顾了伯希和研究慧琳《音义》及其中所记《慧超传》之经历,认为伯希和于1904年上半年发表的《8世纪末从中国入印度的两条线路》一文,显示他已熟知慧琳《音义》中所记《慧超传》的85个词汇.当伯希和于1908年3月23日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第一次翻阅《慧超传》残卷时,当场确定了其内容.当伯希和于1909年9月在北京接待罗振玉等中国学者时,曾展示敦煌本《慧超传》残卷,并透露其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慧超传》的结果.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两文中,均承认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系由伯希和根据慧琳《音义》确定.但罗振玉等编《敦煌石室遗书》中,在谈论敦煌本《慧超传》定名问题时,已不再提及伯希和之名.此后,学界一直误以为罗振玉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本文认为,学术史研究应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尊重历史事实,确认伯希和是第一个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的学者.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一切经音义、伯希和、罗振玉
4
K870.6(中国文物考古)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1&ZD095
2013-06-21(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共5页
151-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