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969/j.issn.0476-031X.2018.07.020
牧歌后的哀伤——《边城》悲剧的再认识
《边城》写于沈从文人生最幸福的时期,作为文人,他当上了大学教授;作为成熟男人,他娶到了心爱的张兆和,用他自己的解释“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或认可,友谊和爱情,全部到了我的身边.我从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①就在这样“一部idyllic(田园诗的,牧歌的)杰作”②中却隐伏着永恒的哀伤,这源自传统民族与文化的消解,源自性善与“天意”的矛盾,更是源于对人存在意义的逼问.
《边城》、悲剧、文明、存在
I206.6;G75;G640
2019-01-22(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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